允许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你赞成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赞成的，具体是为什么我下面会详细的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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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现在我国生育率年龄的下跌，在最近这一两年已经是跌破了“警戒线”了，据网上有新闻报道说，就在去年生育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才多了不到50万，这几乎是接近了生育的零增长。 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点人口增长微不足道。 为此国家也在不断地颁布各项政策，包括鼓励大家生三胎呀，多给女性一些生育的假期等补贴，但从大家的反应来看，这些补贴和国家的鼓励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年轻人们还是越来越晚结婚，并且不太愿意生孩子，已经生了一胎的，也不太想再生第2胎，而原本已经背负了很大压力的半年后，有了两个孩子如果再生育一个，压力也会更大。 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许30岁以上未婚的女性生育一个孩子，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既能弥补国家的一部分生育率的问题，也能让那些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又想要孩子，而且又不想结婚的女性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
另外在现代的这个婚姻制度确实不仅仅是爱情这么简单，有更多的成本，两个家庭的结合日常生活的矛盾，感情的维系，包括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独立，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更加的自我，也更加不愿意被家庭所束缚，所以这样独立的个体，他很难是捆绑在一段婚姻当中。 特别是女性。 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话语权，他在婚姻当中的选择空间就更大，甚至都可以不选择婚姻，原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原生家庭，影响在自我成长，但这中间可能遇到很多的不幸，包括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这些不幸的婚姻，会导致这些女性对婚姻丧失信心。 另外有一些女性为了不留遗憾又想要生孩子，那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根据个人的经验来看，确实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对于婚姻她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的冲动。 越来越多人不会认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大家也越来越习惯一个人今天还看到一个数据说，疫情期间，我们有1亿多的人是过着独居生活的，可见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些人能自给自足，他们也不需要另一半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束缚，但是考虑到养老啊或者是一些生活陪伴的问题，又想要有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值得商榷的。
克隆技术的概况
克隆技术 什么是克隆？克隆是英语单词clone的音译，clone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幼苗或嫩枝，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杆插和嫁接。 如今，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 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就是从原型中产生出同样的复制品，它的外表及遗传基因与原型完全相同。 1997年2月，绵羊“多利”诞生的消息披露，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头由英国生物学家通过克隆技术培育的克隆绵羊，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身上的一个体细胞，产生出与这个动物完全相同的生命体，打破了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 什么东西可以克隆？应该说有生命的都可以克隆。 现在已经克隆什么？蛙:1962年，未成功。 鲤鱼:1963年，中国科学家童第周早在1963年就通过将一只雄性鲤鱼的遗传物质注入雌性鲤鱼的卵中从而成功克隆了一只雌性鲤鱼，比多利羊的克隆早了33年。 但由于相关论文是发表在一本中文科学期刊，并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并不为国际上所知晓。 （源自：PBS）古代神话里孙悟空用自己的汗毛变成无数个小孙悟空的离奇故事，表达了人类对复制自身的幻想。 1938 年，德国科学家首次提出了哺乳动物克隆的思想，1996年，体细胞克隆羊“多利”出世后，克隆迅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疑问：我们会不会跟在羊的后面？这种疑问让所有人惶惑不安。 然而，反对克隆的喧嚣声没有抵过科学家的执着追求，伴随着牛、鼠、猪乃至猴这种与人类生物特征最为相近的灵长类动物陆续被克隆成功，人们已经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会用人类的一个细胞复制出与提供细胞者一模一样的人来，克隆人已经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梦想，而是呼之欲出的现实。 目前，已有三个国外组织正式宣布他们将进行克隆人的实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扎沃斯教授正在与一位名叫安提诺利的意大利专家合作，计划在两年内克隆出一个人来。 由于克隆人可能带来复杂的后果，一些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现在大都对此采取明令禁止或者严加限制的态度。 克林顿说：“通过这种技术来复制人类，是危险的，应该被杜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洪国藩也明确表示反对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而主张把克隆技术和克隆人区别开来。 克隆人，真的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可怕吗？实际上，人们不能接受克隆人实验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阻碍。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人却是实验室里的产物，是在人为操纵下制造出来的生命。 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遭到了许多宗教组织的反对。 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悖于传统的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 所有这些，都使得克隆人无法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里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地。 但是，正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所言：“克隆人出现的伦理问题应该正视，但没有理由因此而反对科技的进步”。 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科技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 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而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了。 这表明，在科技发展面前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相反地，它造福了人类。 就克隆技术而言，“治疗性克隆”将会在生产移植器官和攻克疾病等方面获得突破，给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比如，当你的女儿需要骨髓移植而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当你不幸失去5岁的孩子而无法摆脱痛苦；当你想养育自己的孩子又无法生育……也许你就能够体会到克隆的巨大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和完整克隆人的实验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治疗性克隆所指向的终点就是完整克隆人的出现，如果加以正确的利用，它们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科学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某项科技进步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情理就因噎废食。 克隆技术确实可能和原子能技术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 但“技术恐惧”的实质，是对错误运用技术的恐惧，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 目前，世界各国对克隆人的态度多有“暧昧”，英国去年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允许克隆人类早期胚胎的法案，而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也逐渐听到了要求放松对治疗性克隆限制的声音。 可以说，哪一个国家首先掌握了克隆人的技术，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了优势和主动，而起步晚的国家可能因此而遭受现在还无法预测的损失。 如同当年美国首先掌握了原子能技术，虽然这项技术从一开始便展现着它罪恶的一面，但后来各国又不得不加紧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验。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克隆人实验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也是值得探讨的。 至于人们担忧克隆技术一旦成熟，会有用心不良者克隆出千百个“希特勒”，或者克隆出另一个名人来混淆视听，则是对克隆的误解。 克隆人被复制的只是遗传特征，而受后天环境里诸多因素影响的思维、性格等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一样，即克隆技术无论怎样发展，也只能克隆人的肉体，而不能克隆人的灵魂，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有着年龄上的差距。 因此，所谓克隆人并不是人的完全复制，历史人物不会复生，现实人物也不必担心多出一个“自我”来。 绵羊:1996年，多利（Dolly）猕猴:2000年1月，Tetra，雌性猪:2000年3月，5只苏格兰PPL小猪；8月，Xena，雌性牛:2001年，Alpha和Beta，雄性猫:2001年底，CopyCat（CC），雌性鼠:2002年兔:2003年3-4月分别在法国和朝鲜独立地实现；骡:2003年5月，爱达荷Gem，雄性；6月，犹他先锋，雄性鹿:2003年，Dewey马:2003年，Prometea，雌性狗: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实验队，史纳比尽管克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克隆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多利出生之前研究人员经历了276次失败的尝试；70只小牛的出生则是在9000次尝试后才获得成功，并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在幼年时就死了；Prometea也是花费了328次尝试才成功出生。 而对于某些物种，例如猫和猩猩，目前还没有成功克隆的报道。 而狗的克隆实验，也是经过数百次反覆试验再得来的成果。 多利出生后的年龄检测表明其出生的时候就上了年纪。 她6岁的时候就得了一般老年时才得的关节炎。 这样的衰老被认为是端粒的磨损造成的。 端粒是染色体位于末端的。 随着细胞分裂，端粒在复制过程中不断磨损，这通常认为是衰老的一个原因。 然而，研究人员在克隆成功牛后却发现它们实际上更年轻。 分析它们的端粒表明它们不仅是回到了出生的长度，而且比一般出生时候的端粒更长。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比一般的牛有更长的寿命，但是由于过度生长，它们中的很多都过早夭折了。 研究人员相信相关的研究最终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的寿命。 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 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关专家针对一些科学狂人在美国秘密克隆人的做法指出——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法律等问题。 我国多家媒体近日转载了国外媒体报道的一条惊人消息：一群受邪教组织操纵的科学狂人，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大漠深处进行着一项克隆人的秘密实验。 他们根据英国科学家创造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同样原理，从一个今年2月份夭折的10个月大的美国女婴身上提取细胞制造克隆人。 据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将于明年年底诞生。 ”消息披露后，克隆技术及其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的话，应当如何看待此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思考这个问题，记者为此走访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部主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沈铭贤研究员。 沈教授说：自1997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多利”羊后，国外不断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提出并试图从事克隆人的研究。 尽管各国政府明令禁止，但与克隆人有关的报道近两年来不止一次见诸报端。 但是，这次速度这么快，又与邪教组织有关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痛失爱女的父母，希望通过克隆技术使女儿复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科学家借此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就值得讨论了。 沈教授认为：即使撇开邪教不谈，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就“克隆人”这一个体而言，他会生活在“我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复制品” 这样一个阴影中，这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 它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 “多利”羊的克隆成功经过了200多次的失败，出现过畸形或夭折的羊。 而克隆人更为复杂，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将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是人类进化的生物学基础，而那些科学狂人要制造的所谓“不朽的生命”，实际上是同一基因的翻版，这就有可能减少基因的多样性，不利于人类本身的进化。 所以，无论从个体、整体，还是从社会进化、生命伦理角度看，都应该坚决反对克隆人的行为。 沈教授指出：现在科学界把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种。 前者是利用胚胎干细胞克隆人体器官，供医学研究、解决器官移植供体不足问题，这是国际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支持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于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出妊娠14天这一界限。 而对于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说的克隆人，由于它在总体上违背了生命伦理原则，所以，科学家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 即使克隆人真的诞生了，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沈教授指出：现在有些科学家提出，只要科学上有可能做到的，就应该去做。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点。 如果技术上我们能制造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的超级生命，难道也可以去制造吗？一些科学狂人正是打着“科学自由”的旗号，去做一些危害人类的事。 因此，我们要警惕现代科学技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另外，也不能把科学自由和伦理道德对立起来。 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伦理的规范和引导，并没有束缚科学的发展，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利于科学更健康、顺利地发展。 选自2000年11月8日《文汇报》
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3课文翻译
字太多了。 。 能发多少就先发咯~~Unit1关注地球母亲（《意识》杂志的麦肯立博士就环境问题对几位专家进行采访。 ）麦肯立博士：您认为目前环境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阿曼•莫特万：现在环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我们人类对环境的态度。 我们对环境的看法决定着我们周围世界的环境。 大多数人认为万物是彼此孤立的。 但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息息相关、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比如，一颗树看上去或许是孤立的，但它却对其周围环境中的一切——日光、雨水、风、鸟、矿物质、其它植物和树木、你、我等——施加影响，同时又处于环境的的影响之下。 一棵树会影响从它周围吹过的风；风同时又会影响这颗树的生长。 了解这棵树与其环境的关系，你就可以预见它的未来。 塞姆基博士，您好。 您在研究过程中觉得哪些环境问题最为紧迫？大多数人对万物之间的相关性视而不见。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的后果。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睁开双眼，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一个因果相循的完整集合体。 塞姆基博士：我们认为最严重的两个环境问题是森林砍伐和全球变暖。 由于大量砍伐，现在地球上的树木仅有一万年前的一半。 毁掉树木也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因为树木可以维持表层土壤，保证干旱气候地带的降雨量，净化地下水，并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 树木把水从地下带到地面，并让水蒸发到大气中，随后这些蒸发气体又再化为雨水返回地面。 这对天然的干旱地区是至关重要的。 毁林地区的下风区域会因缺乏降雨来源而变为荒漠。 全球变暖的原因是燃烧石油等矿物燃料引起的，因为这会释放出温室气体进入大气。 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会聚积热量，最终造成全球气候变暖。 麦肯立博士：纳可森博士，谢谢您专程从澳大利亚远道赶来参加我们的访谈。 请您告诉《意识》杂志的读者怎样做才有助于解决环保问题。 利昂•纳可森：保护环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摧残它。 要尽最大努力去善待它，尽可能少索取，多回报。 麦肯立博士：对于环境的现状及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利昂•纳可森：空气和水污染是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 我们正在污染我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空气和水这两种物质并非取之不竭，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的子孙就将一无所有。 麦肯立博士：德塞博士，很荣幸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采访您。 能否请您与我们的读者交流一下您的高见，告诉我们环境危机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阿姆力特•德塞：我们不是与环境问题无关的。 我们本身就是问题的起因。 我们过着双重标准的生活。 一方面，我们贪婪地要求工业提供更多便利、舒适和财富。 我们沉溺于消费，造成工业浪费。 另一方面，我们却忽视了这种需求和地球母体的承受的能力；生活已是十分优裕，我们却依然贪得无厌地索取，滥用我们自身和地球的资源。 地球母亲用她健康的环境抚育着我们。 就人类而言，母亲生病，孩子就会遭殃；我们既造成了地球的病态，还得自吞恶果。 麦肯立博士：在本次访谈结束之际，我要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聆听了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成员应该怎样做才有益于周围的环境，我感到受益匪浅。 希望这次访谈会激励《意识》杂志的读者去采取行动，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 多数人都习惯袖手旁观，还说让专家们去处理这些问题吧！。 这种态度等于是在毁灭这个星球。 本次访谈的目的正是想说明个人采取行动有多么重要。 谢谢各位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Unit2爱因斯坦的指南针小爱因斯坦是个安静的孩子。 爱因斯坦夫妇赫尔曼和波琳认为他“或许太安静了”。 爱因斯坦到三岁时才开始说话。 父母差点就误认为他是反应迟钝，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因为他真的开口说话时，说出的话便异乎寻常。 两岁时，母亲波琳许诺给他一个惊喜。 小爱因斯坦非常高兴，以为妈妈会带给他一件有趣的新玩具。 但当妈妈把刚出生的妹妹玛嘉抱到他面前时，小爱因斯坦只是以疑虑的眼光盯着她，最后说道，“车轮在哪儿？”爱因斯坦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卧病在床，父亲赫尔曼送给他一个新玩意。 正是这个小玩意启动了他的智力。 那是小爱因斯坦第一次见到指南针。 他躺在床上摇晃摆弄着这个稀奇的东西，认为自己能将指针糊弄到指向另一个方向。 但是无论他怎样摆弄，指针却总是会回到原来指北的位置。 “真奇妙”，他想。 引导指南针的无形力量使爱因斯坦认识到，我们肉眼看到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事物背后还有“某种东西，某种深藏着的东西。 ” 爱因斯坦就这样踏上了他穷其一生的探索之路。 “我没有特殊的天份，”他常常说，“我只是有强烈的好奇心。 ” 爱因斯坦不仅仅只是有好奇心。 他的耐心和毅力使他做起事情来能比大多数人都更能持久。 其他孩子用纸牌搭楼房，搭到四层高时房子就会摇摇晃晃地坍塌下来。 而玛嘉却惊奇地看着她哥哥爱因斯坦能有条不紊地搭起14层纸牌高楼。 后来爱因斯坦说道，“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因为我能坚持得更久。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思维发展得益于他有机会与成人进行智力交流。 他的叔叔是工程师，经常到爱因斯坦家里来，于是爱因斯坦就有机会参与他们的讨论。 爱因斯坦的思想还受到一位医科学生的启迪。 此人每星期都来爱因斯坦家一次，与爱因斯坦一家共进晚餐，一起谈天说地。 爱因斯坦12岁的时候发现了一系列他认为是“神圣”的观念。 那是一本有关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小册子。 原来人可以证明那些不易明显看出的角度和线段的定理。 这个想法给年青学生爱因斯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把数学当作满足自己好奇心并用以证明他后来发现宇宙运行规律的手段。 他坚信美丽寓于简朴。 或许这个悟性才是激发他天分的真正动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表象复杂的大自然中寻求简朴的美，并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真理。 爱因斯坦用数学公式表达的思想也许只有少数才思敏捷的科学家才能理解，但他却能简洁地阐明自己思想之精随，使人人都能够理解。 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推翻了数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完整地描述了自然界一切规律的牛顿定律，给科学界带来了一场彻底的变革。 但是当有人敦促他举例说明，以便让大众能理解相对论时，他说：“把手放在烫人的炉上时，一分钟就像是一个小时。 坐在漂亮姑娘的身边，一个小时就像是一分钟。 这就是相对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创新思维在年仅26岁时就达到了高峰。 1905年他写了三篇重要的论文，分别是关于光的本质（证明原子存在）、相对论以及著名的原子能等式：E=mc2。 在随后的20年里，正是由于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控制了指南针的指向所激发的这份好奇心以及坚持追求简单答案的毅力，引导他将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由此发现了一种崭新的物质状态。 他追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我想知道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的……我想知道他的思路；其余的就都是细枝末节了。 ”Unit3艾弗里代尔开来的浴缸战舰美国的妈妈们一直深信，如果要把那些小调皮鬼的嘴巴洗干净的话，没有什么能赛过象牙香皂（宝洁公司的一个注册商标）。 这是因为这个牌子的香皂以其安全、柔和而纯正的品质而闻名遐迩，就像林肯纪念堂的大理石一样坚实无瑕。 它的口感相当不错呢。 而且，如果不慎将香皂落入澡盆，里面盛满了孩子们洗过澡的浑水，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它会自动浮上水面。 象牙香皂是一种美国文化现象。 它就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得到广泛认可，并且远比国会受人尊崇。 当西奥多•罗斯福还在北达科他州当驯马牛仔的时候，象牙香皂就已经拥有目前这种崇高的地位了。 1879年，为抗衡进口香皂，象牙香皂被作为廉价白皂投放市场。 为进行大规模销售，宝洁公司发起了最早一次全国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说象牙香皂纯得可以飘浮起来，并且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其结果是：至少有许多代的美国人都用象牙香皂洗浴净身。 使用象牙香皂来洗手、洗脸以及给小孩子洗屁股的人不计其数。 就连宝洁公司也弄不清楚到底卖出了多少块象牙香皂，但它却准确记载了象牙香皂赚来了多少亿美元。 每年，象牙香皂，象牙雪花膏，佳洁士牙膏，佛吉斯咖啡以及其他数百种宝洁公司旗下的产品的销售额超过了三百亿美元。 1837年，两个外国移民--威廉•普罗克特和詹姆士•盖博尔--各投资3596.47美元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成立了宝洁公司并发展至今。 在创建后的几十年里，宝洁公司规模较小，主要生产蜡烛和香皂。 直到二十多年后（即美国内战即将爆发之前），公司的销售额才突破100万美元。 随着漂浮香皂的推出，以及意识到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广告活动可以让一种简单的优质产品成为一种时尚，宝洁公司才有了巨大的发展。 这种漂浮香皂的商标源于圣经中的出自象牙宫殿一语。 这种新产品和它的营销手段极其成功，以至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在使用它。 这样，宝洁公司很快就在一个名叫艾弗里代尔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大型工厂。 宝洁公司将广告在营销象牙香皂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铭记在心。 比如说，宝洁公司成为第一批通过广播向全国消费者推销的商家之一。 1933年，宝洁公司为推销奥塞度肥皂粉，赞助了一部广播连续剧《玛•泊婷斯》。 从此，这类白天播出的连续剧就被称为肥皂剧。 多年以来，宝洁公司推出了几十种新产品系列，如绿宝洗发水、邓肯汉司蛋糕现料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汰渍洗衣粉。 然而，直至今日，象牙香皂仍是宝洁公司的拳头产品。 象牙香皂一直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 手握一块象牙香皂，也就把握住了一段美国历史。 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象牙香皂来洗脸或洗手，这样你就可以相信它的纯度高达99.44%，而且它还可以浮在水面。 象牙香皂在水中漂浮的这种品质对孩子们尤具吸引力。 一代接一代的小男孩们总爱用牙签、小旗或玩具模型船的旧零件（总会找到几个）把象牙香皂改装成浴缸里的战舰。 说到这里，我要给男孩子们提个醒：妈妈可不喜欢你这样做呵。 Unit4 且慢，神奇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是一个富有的意大利医生，在他名下有一连串治疗不育症的私人诊所。 他喜欢观看足球比赛，自称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然而梵蒂冈对他的研究却不感兴趣。 在他的诊所里，安蒂诺里已能给患者提供天下所有的试管受精治疗，但对某些夫妇，他仍然无能为力。 因此，这个被意大利人称作神奇医生的人现在打算克隆患者本人来帮助他们得到迫切想要的孩子。 当然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宗教领袖群起而攻之，认为这是对人类尊严的玷污，同时其他科学家也出来抨击他的克隆计划。 尽管在此之前安蒂诺里已多次提到过他的远大志向，但这次不同的是他好像是要动真格的了。 与安蒂诺里志趣相投的美国科学家加入了他的克隆冒险试验。 上周在罗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宣布已有上百对夫妇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七年前，安蒂诺里由于使用捐赠的卵子帮助高龄妇女成功生育，顿时名声大噪。 随后，他率先使用老鼠为生殖力低下的男子培育精子。 很显然，他不是一位普通的科学家，而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 他靠论争而成名，并将生殖学推到了极限。 为此他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危险人物。 然而，他利用克隆技术来战胜不育症的想法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 很多人还难以理解利用克隆进行生育的意义，但对某些夫妇而言，他们想要一个携带自己基因的孩子，克隆技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这点而言，与安迪诺瑞观点一致的科学家或许是正确的，他们指出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作为医疗手段的克隆生育技术。 将来我们也许会改变观点并允许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克隆技术.但前提条件是要等到科学发展成熟之后，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克隆羊多利出生五年了，克隆技术却一直见不到曙光。 克隆的失败率令人震惊，高达97%，畸形婴儿屡见不鲜。 即使克隆成功了，也无人能理解其究竟。 所以我们先别去争论复杂的伦理道德。 在最基本问题得到澄清之前就开展人体克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并不是说安蒂诺里定会失败，问题仅仅在于即使他成功了，代价也许会高得让人难以接受。 将会浪费大量的卵子和胚胎，很多妇女将经历怀孕的艰难过程，而结果却是流产或堕胎。 从现在算起几年以后，技术将会有长足的进步，无谓的损失就会极大地降低。 然而，在现阶段要想阻止生育克隆，似乎任何人对此都几乎无能为力。 这不仅仅是安蒂诺里和他的团队热衷于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叫做雷利安的宗教组织相信克隆是实现永生的关键，并声称已经拥有了必要的卵子捐赠者和自愿接受移植胚胎的人。 那末，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又将如何呢？虽然目前在很多国家移植克隆的人类胚胎是非法的，但是绝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禁止。 禁止克隆很有可能会使其转入地下，而不是将其根除。 因为秘密研究会引起问题，安蒂诺里和他的团队拒绝透露他们将把哪个国家作为研究基地。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克隆研究仍将进行下去。 迟早我们将要做出抉择：对克隆研究进行规范是否比强行禁止更为有利。 当然安蒂诺里会主张对克隆进行规范。 他相信人们定会摆脱由克隆生育带来的情感冲突，将其作为另一种试管受精技术，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上周他说道，一旦第一个克隆婴儿呱呱坠地，全世界一定会欢迎他的到来。 但是，如果第一个克隆婴儿不健康、畸形，或者只是千百个克隆胎儿中的唯一幸存者，世界绝不会接受他。 过早抢先开始克隆实验，神奇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的确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如果他们的直觉出错，对克隆技术乃至对整个科学事业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 Unit5 无言以对 几周前我乘坐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看着我说：“对不起，小姐，能帮个忙吗？”精明老练的城里人都知道，对诸如“能帮个忙吗？”这样的问题，回答永远应该是“那要看是什么忙了。 ”而我却高声地说：“当然可以。 ”“谢谢！”他说，并向后排座递过来一张黄纸条。 我盯着纸条，疑心顿起：难道他在开玩笑？抑或是威胁？纸条上是手写的工工整整几个小字：proverb，peculiar，idiomatic。 “请问，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沮丧地看着纸条上的字，就好像在晚会上你盯着几个以前曾经见过的面孔，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Proverb？Peculiar？Idiomatic？我怎么会知道？会用一个词是一回事儿，会解释可是另外一回事儿。 于是我故意转移话题。 “这些字是哪儿来的？”司机解释说他是巴基斯坦人，开车时喜欢听收音机，经常把不熟悉的、精彩的词随手记下来，然后向乘客询问他们的意思和拼法。 “Peculiar，这个词什么意思？”他问。 这个我知道。 “指奇特、古怪，经常带点儿怀疑的意味，”我说。 “谢谢您，小姐。 那么，idiomatic呢？”我清清嗓子，说：“嗯，它是指，嗯，它是语言的一种独特运用。 ”我自以为“独特”一词用得很妙，他却一脸的迷惑。 这是在提示我，如果对方没有明白，这词儿就不能算用得妙。 “啊，这么说吧，idiomatic和idiom有关，而idiom是指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某一特定人群使用的词，该地区以外的人，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一般不用或不明白它的用法。 ”看着他迷惑不解的样子，我不知用什么恰当的词才好，只好继续解释下去，似乎一千个模糊的词加起来可以等于一个准确的定义。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绞尽脑汁地想：“围观塞车，”这是个独特的芝加哥惯用语。 可这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惯用语吗？我不得而知。 我越想惯用语，就越没有把握说清楚惯用语到底是什么？“那么proverb呢？”我本该当时就告诉这个可怜的人，我的解释也许会误导他对谚语真正含义的理解，但我却说：“我觉得谚语就是一种警语，但又不完全是。 ”“一种什么？”“算了，别管它，谚语是给人们以警示的短小精悍的句子。 ”“比如说……” 当我在脑海里拼命地搜索时，记价器上的数字又跳了20美分。 最后我低声说：“欲速则不达？”但它算是谚语吗？且慢，谚语是否应该是些小故事而并非短语呢？我还在掂量谚语可能就是小故事时，他又问：“那惯用语是谚语吗？”这我可以回答，但不是在此时。 因为此时这一回答至关重要，一个好奇聪明的外国移民以为他所期待的答案会从一个本国人的口中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就好像十月的树叶会自然地落下来一样。 因此我退却了。 “你请乘客给你解释词意的时候，他们大多都会给你答案吗？”“会的，小姐，很有意思的解释。 ”直到那时，我一直在为这位司机学习英语的执著而感动，陶醉于能有机会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一起来满足自己对语言词语的好奇心，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在这辆出租车上可能犯下的语言欺诈错误。 我几乎不敢想象这位司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蹩脚英语，因为像我这样的懦夫不敢坦白地承认：“我对自己的母语并不懂。 ” 我只能希望像他这样好奇的人会有一本字典，希望他能明白，不论乘客如何解释，发生围观塞车时，欲速则未必不达。 Unit6开罗的女出租车司机她叫娜格特。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开罗机场。 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在一大群男伙伴中唯一干这一行的女性。 你知道在深夜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一缕阳光来迎接你。 当我步出机场时，迎面而来的是成群的出租车司机——在全世界所有的机场都有众多出租车司机四处转悠。 在开罗，出租司机人更多，更喧闹。 “出租车！”“你要出租车吗？”我耳边充斥着这些声音。 我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左臂。 “你需要出租车，跟我来！”那个女人说。 她什么都没有问，只是拉着我穿过人群。 我顺从地跟着她。 一个旅游者，特别是一个妇女，有些时候就不得不信赖某个人。 我们来到一辆破旧的小车前。 这辆车的风光已过——如今车身上有不少擦伤，轮胎磨得光秃秃的，挡风玻璃上还有一道裂缝。 但它的确是一辆出租车。 而且这个女人将亲自开车送我。 她把我的包搬进行李箱，上好锁，然后坐在驾驶座上。 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会开车送你。 别担心，”她说。 娜格特向我解释说，她每周开几个昼夜的出租车。 她另有一份工作，在办公室任职，但语焉不详。 这辆破旧的小车不是她的，而是一个老板的。 只要有可能，她就向他租来开。 自从十来年前她丈夫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和她的双亲之后，她就一直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她熟知开罗的每一个角落——这并非一日之功。 开罗迷宫般的大街小巷、居民区、集市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宛如古代说书人编造的迷津。 数百座清真寺——其中许多是伊斯兰建筑的精华，紧紧挤在一起的的老街区，郊外巨大的公寓楼群，静静流淌的尼罗河穿城而过——所有这些组成了这座过于拥挤的城市。 娜格特熟谙人情，略带幽默。 她全权负责我的观光日程安排。 每天早上9点正，我都能看见她矮壮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旅馆大厅外。 每当她瞥见我走下楼梯，她圆圆的脸上马上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几乎每天她都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带风帽的斗蓬。 她动作利索，从不浪费任何时间。 她做事果断似乎是由于经济条件所迫而养成的习惯，不得不尽可能多做些事情。 随着她开车带我从博物馆到金字塔，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很快就发现她卓尔不群。 每当我们停下来，喝一杯茶小憩或到达一个历史景点--在这些地方的停车场总是男出租车司机云集之处--无论何处，她总是引人注目。 男人们走向她的车，脸上充满了疑惑。 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他们首先都会问?quot;你是开出租车的吗？经过她简短的解释，我看见那些男人脸色缓和下来，微笑着，尊重而和善地与她聊天。 这种场面多次出现。 我感觉到，她总是能赢得遇到她的人的友情。 娜格特自尊并自立。 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博物馆外等我的时候，从出租车行李箱里取出备用轮胎--有一个磨秃的轮胎终于瘪了--准备自己换轮胎。 几个好奇的旁观者围上来，还有人愿意帮忙--但是不，她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她麻利而从容地换好了轮胎，用瓶装水洗过手，然后坐进车里，问我：现在去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去开罗机场，记得到国际迎客厅外去找她。 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就有机会通过一个女出租车司机的眼睛去看看开罗。 Unit7摇头丸苦海无崖我听到许多人谈论摇头丸，说它是一种奇妙无害的麻醉品。 对此，我只能暗自感叹，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 我是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乡间小镇长大的。 在那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别人都了如指掌。 那时，我是一个门门皆优的好学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乖孩子，人人都喜欢我。 毒品与我的生活中根本不沾边，从来也没去想过--我别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咧。 我一直梦想到纽约市去学表演，然后从事舞台表演生涯。 后来，我妈带我到那座城市去上表演艺术学校，实现了我的梦想。 你能想象得到，这与家里相比可是大不一样。 我接触到了许多新朋友，新观念，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使我开始接触到了毒品。 我在艺术学校遇到的那些人多数都已经有多年的吸毒经历。 当时我觉得通过吸毒我可以真正融入他们那个世界，可以加深我与他们的友情。 我试过大麻，甚至还试过一点可卡因，不过，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是摇头丸。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摇头丸时的感觉：浑身上下飘然若仙。 我甚至感受到了宇宙的脉搏，宛如某种神奇世界的铁锁被我豁然开启，让我顿入天界一般。 我当时心想，能够让人感到如此美妙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好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毕业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吸用毒品，尤其是摇头丸。 我自己吸毒并开始看不起那些不吸毒的人。 我成天与吸毒者为伍。 我已经从一个不沾毒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没有毒品就难以度日的女人。 仅五个月的时间，我就从一个追求梦想，对生活还有些责任感的人，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庸人。 而且，我走得越远，我越发陷于黑暗孤寂的深渊。 我一旦入睡，便会噩梦连连，颤抖不已。 我肤色如灰，头痛欲炸，精神也开始错乱起来。 对此我全然没有理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有一天夜晚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那天夜晚，我正和几个朋友坐在长沙发上看电影，起初还感觉正常，可是突然我觉得仿佛想要从自己的躯壳里蹦出来似的，各种各样的念头、恐怖无比的景象和扑朔离迷的幻影在脑海里闪烁。 当时我觉得我撞见了魔鬼。 我不停地问朋友们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在发作的高峰，我感觉我仿佛象心脏病发作了一般。 半夜时候，我总算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我妈妈的号码，叫她赶紧来接我。 第二天一早她来了，把我从公寓里拽了出来。 在我妈开车带我回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的家庭医院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忘了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路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卷曲着身子，倒在汽车的后座上，而我妹妹一直在尽力使我安静下来。 在一种极度的迷茫状态之中，我在病房里度过了14天。 这就是摇头丸给我带来的结果——还不止如此。 医生们给我的大脑作了一次扫描检查。 当我看到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扫描显示我的脑电图上呈现好几处黑斑。 医生们告诉我说，这些黑斑出现的区域正是大脑执行记忆功能的区域，表明我的大脑活动已经产生了某种病变。 自打我看到那张脑电图之后，我的生活就如爬坡上坎似的变得艰难起来。 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摇头丸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无害麻醉品。 然而当这种”无害”之药一点一点地侵蚀了我的生命的时候，哪里还有愉悦。 摇头丸夺走了我的体力，我的追求，我的梦想，我的朋友，我的公寓，我的钱财，而最为重要的是，它夺走了我的心灵。 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健康。 我的前面有许多高山险阻。 但是，我要不断地翻越攀登，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而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